世界正處于科技變革和國際格局深刻調整的歷史交叉點。人工智能作為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核心驅動力量，正在深刻重塑全球發展格局和國家安全生態。

人工智能三大基石

人工智能的三大基石是算法、算力、數據。從算法上看，過去幾年，以Transformer架構為基礎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，基于深度學習的大語言模型不僅展現出驚人的語義理解能力，還使得機器能夠生成高質量的文本、圖像甚至音頻、視頻內容，極大便利了思維內容的輸出。

信息輸入與輸出的過程變得便捷，相應地，算力也在這一時期飛速發展。芯片工藝從5nm逐步向3nm及更先進制程演進，為大規模并行計算提供了硬件基礎。

在數據方面，新款產品開始內置先進的AI芯片，通過本地化處理提升響應速度和數據隱私保護力度。AI技術已經加速向普及化和場景化方向發展。

人工智能賦能國家安全

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，全球主要國家紛紛將人工智能上升為國家戰略制高點，通過制定長期發展規劃、增加研發投入、構建創新生態等多種方式，力圖在這場關乎未來的競爭中占據先機。這種競爭早已超越純粹的技術層面，延伸至產業鏈、供應鏈和標準制定等多個維度。

人工智能本身是一種先進生產力，從積極方面看，人工智能前所未有地賦能國家安全。

在軍事領域，智能無人系統大幅降低了作戰風險，同時提升了偵察和打擊的精準度。智能無人系統已經在戰爭中占據一席之地。此外，先進的情報分析系統能夠從龐大的數據海洋中迅速捕捉關鍵信息，為戰略決策提供及時支持，將傳統情報工作中耗時耗力的數據處理工作壓縮至最小。

在網絡安全方面，AI防御系統能夠實時監測網絡流量，識別異常行為模式，在攻擊形成前將其攔截。基于大數據分析的風險預警機制，已成為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的核心技術手段。特別是在面對新型網絡威脅時，這種基于AI的主動防御比傳統的被動響應更具優勢。

對于產業安全，智能制造和供應鏈管理系統極大地增強了生產網絡的韌性。當國際供應鏈面臨中斷風險時，智能系統能夠快速調整生產計劃，尋找替代供應渠道，保障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。這種能力在應對自然災害、公共衛生事件甚至地緣政治沖突時尤為關鍵。

人工智能給國家安全帶來威脅

與此同時必須看到，人工智能給國家安全也帶來了威脅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：

首先是技術濫用對政治與經濟安全的沖擊。深度偽造技術使得虛假信息制作變得簡單高效，惡意行為者可能利用這一技術制造虛假新聞，偽造政治人物言論甚至軍事指令，引發社會混亂或戰略誤判。此外，自動化的網絡攻擊工具使得網絡犯罪的門檻大幅降低，攻擊的規模和復雜度卻大幅提升，這對網絡防御體系帶來嚴峻挑戰。

其次是系統脆弱性對戰略安全的威脅。隨著AI系統在國家重要基礎設施中的廣泛應用，“黑箱問題”帶來的風險日益凸顯。當這些復雜系統的決策過程缺乏透明度時，難以預測和解釋的行為可能導致關鍵時刻的系統失靈。AI系統對數據的高度依賴也帶來了新的攻擊面，訓練數據被污染可能導致整個系統的決策偏差。

更深層次的威脅在于治理邊界的模糊化。人工智能的軍民兩用性使得技術擴散更加難以控制，民用技術可能被改造用于軍事目的。這種邊界模糊帶來了監管上的困難，傳統的分領域、分部門的管理模式難以應對這種交叉性挑戰。同時，全球AI治理規則的缺失也加劇了國家間的不信任和誤判風險。

構建國家安全治理體系

面對這些挑戰，構建適應人工智能時代的國家安全治理體系已成為當務之急。

首先，要強化技術自主與安全創新。面對國際科技競爭，必須堅持關鍵技術自主可控，突破“卡脖子”環節。這不僅包括芯片、算法等硬核技術，還包括安全框架、風險評估方法等軟性能力。要建立國家級AI安全實驗室，專注可解釋性算法研發，確保AI系統在關鍵應用場景中的透明度和可控性。同時，推動產學研協同創新，形成從基礎研究到應用落地的完整創新鏈條。

其次，要構建多層次的數據主權保障機制。數據已成為國家戰略資源，必須建立覆蓋收集、存儲、處理、流通全環節的數據安全體系。要實施分級分類的數據保護策略，對涉及國家安全的核心數據實行嚴格的本地化管理。

再次，要實施敏捷治理與倫理規范。傳統的靜態、剛性監管模式已難以應對AI技術的快速迭代，必須建立更為靈活、適應性強的治理機制。建立AI應用的分級分類管理體系，對高風險應用，如自動武器系統，實施更嚴格的審查和監管。與此同時，要推動構建反映我國文化特色和價值觀的AI倫理框架，確保技術發展的方向符合人類福祉。

最后，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，推動全球AI治理體系的構建。在堅持技術競爭的同時，要認識到AI安全是一個全球性挑戰，需要國際社會合作應對。可主動提出符合各方利益的治理倡議，聯合理念相近的國家推動國際規則制定，打破某些國家的規則壟斷。同時，通過“數字絲路”等平臺，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合作，構建更加多元的國際技術生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