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三年前的那個冬天里，我來到上海。白天，我在多倫路的美術館上班，晚上就住在館里提供的甜愛路老別墅里。別墅的院子里有十來株水杉，在西墻邊成了林，樓前有株老枇杷樹，還有幾棵芭蕉、棕櫚樹。我還記得它們的樣子。水杉高冷而迷人，其它樹則都有些老態。天蒙蒙亮時，總有錫嘴雀在枇杷樹上悠緩低鳴，倒也并不覺得吵，但有時還是會在這聲音里醒來。睡眼惺忪的我，透過小窗看著微亮天光里還在顫動的枝葉，覺得像在殘余的夢境里。
從住處出來右轉，順著甜愛路往東走，再向北轉，就到了魯迅公園。要是出來左轉，沿著四川北路朝南走，經過內山書店舊址后沒多遠，就是山陰路，那132弄里就是魯迅故居。說實話，相比于魯迅公園和紀念館，頗顯空寂的魯迅故居是我更喜歡去的地方。通常都是午飯后溜達過去，工作日游客很少見，我從一樓慢慢轉到頂層，會下意識地回想讀過的相關文字……有時會停下腳步，仔細聽這里的空寂，想著那種“兩間余一卒，荷戟獨彷徨”的孤獨，還有魯迅寫作的變化跟這座城市的關系。
為什么他的小說基本是在北京期間寫的，而到了上海后寫得最多的是雜文？是不是他在北京時文學創作就抵達了巔峰狀態，而到了上海后則更多是深陷批判現實的戰場？他在北京時能從容地寫自己想寫的，是因為在教育部拿著高薪而不必擔心生計，而到上海后他已是純職業寫作的狀態，大量地寫雜文除了各種論戰的需要，也有生計需求使然？
在美術館工作的間隙，偶爾想到魯迅故居就在不遠處，可以隨時走過去看看，會讓我覺得它更像是某種額外的獎賞。有時候，走在山陰路的梧桐樹下，我會想，最后那幾年，魯迅心里那無法言說的孤獨，文學寫作的終結，以雜文進行的孤軍奮戰，他的驕傲與憤怒、熱腸與冷眼。為了想明白這些，只能去重讀《魯迅全集》。
上海魯迅紀念館地址
當然，我做不到像終生癡迷魯迅的孫犁那樣，按照《魯迅日記》里每月附錄的購書單去買書讀書，但我能理解他何以在劫難之后才真正懂了魯迅。我記得他晚年寫過一幅字，用的是《漢書·揚雄傳》里的兩個句子，其中一句是“大道低回”，倒是很適合概括他晚年才有的對魯迅的理解。
我對孫犁的重新認識，也是到上海后，確切地說，是在讀了他晚年的《耕堂劫后十種》之后才有的。劫后重生的他，不求“進”而求“退”，并在“退”中求“變”。正像多年以后我在《退與變：孫犁的意義》里寫到的：“孫犁‘退’回到魯迅，以恢復對‘人’的悲憫；再‘退’出‘有用’之意圖，‘退’回到傳統的志怪、傳奇、筆記的淵藪里，沉潛玩味其中，反復淘洗自己的精神、氣息和文字，最后得到的是一種心無雜念的寫作狀態和至簡至潔的文字風格。”
《耕堂劫后十種》每本都有小說、隨筆、讀書札記，它們形式不同卻渾然一體，且語言沖淡平和、樸素自然，說明孫犁晚年確實已在西化潮流之外另辟蹊徑。后來我起意寫《撫順故事集》時，其實動機與寫法的源頭即是受了孫犁晚期小說觀與寫法，尤其是他化用古代筆記小說筆法的啟發。
在虹口，我住了四年。除了頭一年是在甜愛路，余下三年都在同心路。在那幢據說歸屬海軍的老高層里，晚上我通常都是開著電視機看書或寫作的，而且幾乎是鎖定在央視電影頻道，偶爾會瞄一眼電視畫面，或是聽一會兒某部電影的對白。直到次日早晨起來，我才會關掉電視機。有時候，在白天里，某段臺詞會莫名其妙地浮現在腦海里，而在睡夢中，不同電影的畫面經常會自動剪輯在一起，變成一部熟悉而又陌生的新電影。
整晚開著電視機的習慣直到我搬到楊浦區軍工路五維園區后才結束。在那個老廠房改造的復式空間里，我把新買的電視機放在了一層客廳，此后就再也沒有打開過。在上海地圖上，五維園區剛好位于東北角，于是朋友老吳就嘲笑我，你一個東北人，好不容易跑到了上海，卻偏偏要住到上海的東北。
住在五維園區的那些年，我偶爾還會去多倫路上轉轉，去那家舊書店，老板一直記得我。奇怪的是不管多少次回到多倫路上，我都沒想過再去魯迅故居看看，它好像變成了另一個世界。偶爾想到它，也是在我隨手翻開魯迅的書信或日記的時候，而不是在徘徊在多倫路上的時候，它仿佛已變成了符號般的存在，而不復是現實中的實體了。
某個深秋的晚上，我跟朋友聚會，餐廳就在魯迅公園里。喝酒的間隙，我來到外面，順著小路走到魯迅紀念館那里，看了片刻。夜色里，在周圍樹下透射的燈光的映襯下，這座建筑看上去是如此的陌生，甚至讓我有種從未見過它的感覺。
后來，走在幽暗的小路上，在遠遠地看到燈火通明的那家餐廳的瞬間，我忽然想起數年前自己發過的愿，就是在有生之年寫本關于魯迅晚年在上海的書。我會想象他什么都不寫也不看書的時候，站在窗前，默默地觀察那個年代上海的街景，看著過往的人，靜止的樹木，路邊的野貓，被丟在街邊的東西，會想些什么。
我想寫的，還有他在臥床不起的那些日子里，為什么會不時看看床頭柜上小鏡框里的那張圖片，那個在風中奔跑的女子對于他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？還有，那個時候，他那始終冷峻而又不失悲憫的內心里，是否獲得了某種從未有過的釋然與寧靜？
《撫順故事集》，趙松/著，人民文學出版社
轉眼之間，又很多年過去了，可是關于魯迅的寫作計劃仍未落實。我早已從楊浦的五維園區搬到了浦東，住在整日車流滾滾的張楊路邊。在深夜里，偶爾站在窗前，看到這條主干線上一片空寂的時候，隱約中似乎能聽到某種奇怪而又空洞的回響。
有時我會想，自己來到上海后的這么多年里，其實始終都有種漂浮的感覺，而這座巨大的城市本身則始終給我以不斷流動的感覺。在這種漂浮與流動的雙向對應中，很多不確定因素始終在不斷涌現。它們在推動著我以及周遭的一切不斷變化下去，而我的寫作似乎也是因此而持續的。我喜歡那些不確定性因素和所有的變化，它們的存在至少能說明我的人生還沒到答案揭曉的時刻。